我与马瑾老师的相识是由于潘一山老师是马老师的博士后，我当时是潘老师的硕士生。

大约在2001年左右，马老师的兴趣之一在于块体地震模型。当年，马老师曾携王凯英和范俊喜来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潘老师先安排硕士生张芳采用Ansys进行模拟，随后安排我采用FLAC进行模拟。

我对于FLAC较为熟悉。在2000年，我曾被潘老师派往武汉长江科学院岩基所学习FLAC，并在该所盛谦和丁秀丽研究员的指导下开展三峡船闸高陡边坡变形破坏的数值模拟研究工作。

当时，辽宁工大没有购买FLAC，我只能去武汉计算。针对二和五块体地震模型，我得到了一些初步的计算结果。随后，在潘教授的带领下，我在地震局地质所给马老师等老师进行了汇报。当时，由于辽宁工大并不具备从事FLAC应用的条件，此项工作没有深入进行，我便将研究兴趣转移至剪切带相关问题的理论研究上了。

在这一期间，我与潘老师合作发表了一些试样和块体地震模型的剪切带数值模拟、基于梯度塑性理论的剪切带理论研究方面的论文，有的也署上了马老师的名字。

后来，由于马老师提醒潘老师不要在她没有实质性贡献的论文上署她的名字，潘老师又告诉我，就不再署马老师的名字了。当时，我和潘老师没想那么多。

后来，块体地震模型剪切带数值模拟方面的研究成果被写入我的学位论文，也发表在有关的期刊上。这一研究的倡导者确是马老师，马老师也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

2006年我博士毕业，导师是潘老师。当时，我的研究经费还不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只有1项，是青年基金，迫切需要去外面看看，搞一些合作研究，以开阔视野，提高水平。为此，我与潘老师进行了沟通，潘老师在未征求我同意且未给我时间考虑的情况下，将我引荐给了马老师。

当时，我毫无思想准备，也深知自己地学基础较为薄弱，只能硬着头皮向前冲。我到北京见到马老师和刘力强老师。马老师说，你不是新人，是熟人啊！这我印象十分深刻。

在马老师的正确指引下，我很快就做出了不少成果。连马老师也说，我的速度比较快。地质所博士后出站当时要求有1篇SCI论文。此时，我还没有，我将我撰写的挤压雁型断层裂纹扩展方面的研究结果译成英文，投到1个美国的非地学(力学相关)杂志上，很顺利被接受。这是我博士后期间的第1篇SCI论文。这样，我就达到了博士后的出站条件。我紧锣密鼓地将做出来的研究结果整理成博士后出站报告，发给马老师，马老师一点都没有反对我出站，和我约了时间来北京共同讨论博士后出站报告。我能猜得出，马老师肯定心里想，这也太着急了，才两年半，还可能做得更好呢！

在2012年1月，我来北京见马老师。这回待的时间有点长，有10余天。这些天，我把马老师累得够呛，她总和我探讨报告中的内容。我做相应的文字上的修改。马老师看我写的摘要和结论太平凡了，太没有水准了，太没有地学的味道了。当然，内容也好不到哪去。马老师实在没办法了，帮助我重新凝练了摘要和结论。马老师的这种写作风格和我熟悉的工程力学界的风格可是截然不同啊！多好的老师啊！

我顺利地通过了博士后出站答辩。潘老师飞来参加了答辩。傍晚，马老师破费，请答辩委员会、有关专家和我吃饭。潘老师来不及吃饭就飞走了。可能是马老师有点太兴奋，因为终于可以对我撒手不用管了，太累人了，这些都是我猜的，半夜马老师感觉不舒服就上了医院，第二天来到办公室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在我做马老师的博士后期间，还发生了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有1次，有几个俄罗斯专家到地质所来访，马老师让我也来北京。我倒实在，什么也没准备，就打算来听听报告就混过去了。没成想，到北京后马老师让我做一个汇报。当时，我可什么也没准备呀，还要用英语讲。天啊！我的英语口语水平太一般了。而且，当时，我还没写英语论文（雁型断层方面的），就连一些地学专业英语词汇都不太了解，发音也不准。我一点办法也没有，看着马老师那坚毅的面部表情，逃是逃不了了，弄吧。一上演讲台，那个紧张啊！讲得太烂了，英语中总夹着一些汉语，师兄弟们马上予以制止，不让带汉语。这是我最尴尬的一次。即使这样，马老师也没批评我。多好的老师啊！

马老师也来过我主持的辽宁工大计算力学研究所。当年，潘老师主持了一个973的子课题，我是学术骨干之一，要搞一个启动仪式，潘老师将马老师请来了。当天，阜新下着特大暴雨。阜新排水设施很老旧，我趟着齐腰的水去见马老师，裤子全湿了。启动仪式之后，我给马老师汇报了近期粘滑数值模拟研究的进展，马老师又来到了辽宁工大的主校区，我领着马老师看了一下我的简陋的研究领地，现在，条件要好多了。

我做马老师的博士后表面上时间只有2年半。实际上，要长达3—4年。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博士后出站时，只有1篇雁型断层裂纹扩展方面的SCI论文。随后，我将以往马老师修改7遍的中文稿件译成英文，顺利被Pageoph录用，这样，就有了第2篇。这一点上文己经提过。第3篇是关于断层粘滑数值模拟研究的，从写作英文稿到GJI接受花了至少大半年时间。第4篇是关于雁形断层剪切应变陡降数值模拟研究的，从写作英文稿到被接受花了至少大半年时间，这篇稿件第1次被某一期刊退稿，经修改后投Tectonophysics才被接受。雷兴林老师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马老师对此十分了解。

在我博士后出站之后，马老师继续给了我许多指导，包括今年6月份的最后聊天。

在此次聊天中，我提及2018年来临之际，我向马胜利老师要马老师的住宅地址，以便于给她寄黑龙江黑土地出产的绿色、营养丰富的大米。马胜利老师说，他家大米很多，还要送马老师呢。这事只能作罢。马老师听后，笑容洋溢在脸上。马胜利老师也给予了我许多支持，这是题外话。

有一次马老师去太原参加岩石力学方面的学术会议，我也去了。我聆听了马老师精彩的亚失稳方面的报告。随后，我来到马老师的房间，向马老师汇报了近期连续—非连续方法研究及应用方面的进展。然后，在夜色中，和马老师游览了宁泽公园。马老师兴致很高，健步如飞。第2天，马老师还要在何昌荣老师的陪同下去壶口瀑布呢。马老师多好的身体呀!

我去北京开会或去更南边开会都要来看看马老师。一方面，就是看看。另一方面，向马老师了解一下新的科学发现。这些新发现对于我申请国家基金起到了正面的作用。我在地学口两次申请国家基金面上项目都失败了，这源于我的地学研究基础还相对薄弱，写的本子没能扣住地学专家的心弦。期间，马老师也提了很多宝贵的建议，例如，写得太多，重点不突出。马老师写的申请书也请我看看，我哪懂啊！在我申请地学国家基金遭遇挫折时，马老师会发来长信安慰我。

后来，我获批了4个国家基金面上项目，都来源于矿业口。我是站在对地学最新进展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写矿业口的本子，不是老生常谈，而是耳目一新，站得高，看得远，探索的是重要的科学问题，而不是一般的应用问题。例如，我把亚失稳和断层冲击地压联系了一下。

我发表的3篇地学SCI论文给我的申请书增色不少。通常，工程类SCI期刊的影响因子都不高，我发表的这几篇SCI论文的期刊影响因子是我历史上的最高纪录。这些都得益于马老师的辛勤教诲和不断鞭策。

马老师虽然离开了我们，但马老师的科学精神永在，科学风范永存，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马老师的一生，是奋斗拼搏的一生，是无私奉献的一生。和马老师相遇，三生有幸！凭借我不好的记性，用粗略的线条，勾勒了近18年从相识马老师到马老师不断教诲我的大致过程，以此沉痛悼念并深切缅怀马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