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走了，走得匆匆！一如她平日走路匆匆一样。无论你怎样地不愿相信，只要你静下来，你就只能接受这一事实。

1978年，我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和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读研究生。经过一年的课程学习，我回到所里开始做论文。罗焕炎先生是我的导师，他希望我做高温高压下岩石力学性质的研究。当时，高温高压实验室只有一套固体介质活塞—圆筒装置。我不满足于这种装置做力学实验的欠缺，决定另搞一套真三轴固体介质三轴容器。由于时间和经费紧张，开始想用一个简易的活塞代替围压油缸。费了好长时间加工好的部件，第一次加压就压裂了。马老师感到论文时间有限，得知此事后立即对我说，可以用她实验室的液体介质三轴装置做论文。当时真的让我吃了一颗定心丸，感到后退有路了。

由于固体介质和液体介质三轴装置各有所长，前者精度较低，但温度压力可以加得较高，从而能模拟地下较深的环境。因此，我还是想努力实现罗先生的想法，希望能对深部岩石的力学性质有所研究。最终，在王绳祖、郭才华、刘树山和陈树岩等的共同努力与帮助下，实现了愿望。

论文答辩时，马老师是答辩委员会主席。她给予了我很大的鼓励，并建议我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毕业后留在了所里。不久，马老师作为研究室的领导申请到一笔实验室改造资金。她特别拨出1.5万元专门用于固体介质三轴实验装置的改进。需知，那时科研经费是十分紧张的。改造以后的装置，围压从最初的600MPa提高到2000MPa，温度从800℃提高到1200℃，模拟地下的深度从20km到60km。

现在地质所门前挂了个牌子“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马老师是名誉主任。她这个“名誉”是有充足的含金量的：首先是为了构造物理实验室的开放，马老师一方面加强实验室的建设，一方面争取“外援”。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她争取到国内许多知名专家的支持。我曾经陪同她去找过北京大学力学系主任王仁先生，马老师详细地讲述了我们实验室的情况和实现开放的设想，从而得到了王先生的支持，并在专家名单上签了字。最终，开放实验室也得以实现。以后开放实验室扩展成今天的国家重点实验室都是以此为基础的。

马老师善于调动全室人员，尤其是年轻人的积极性，并在实际工作中锻炼他们。记得80年代初，室里邀请了澳大利亚著名学者M.S.Patterson来访，共做了十多个专题报告，马老师自己现场翻译。后来让年轻人每人整理１—２篇，复印成《高温高压岩石力学实验》，发给大家。这个小册子对提高整个实验室人员的业务水平起了很大作用。

马老师曾组织过多次国内、国际构造物理方面的学术会议，如甘肃武都的大型学术会、北京国际构造物理会，她都十分重视让年青人上台报告并参与会议工作，从而让他们得到锻炼。

马老师在年富力强、精力正盛时主动和宋惠珍同志退出研究室主任、副主任位置，让年轻人得到锻炼，体现了一种豁达和高节。

马老师因为是院士，一直在科研一线勤奋劳作、栽培后昆。而我们则按时地退了。后来，每每去看望她，或陪同别人去看望她，她都十分热情，总是停下工作和我们尽可能地多说一些话。

不久前，我和高平一起去办公室看她。退出时，她没有止步于门口，没有止步于楼门，而是陪我们绕了所外一圈，直至大院北门才告别。她进了所里大院，我们往前进了２号院大院，我们住在那里。

没有想到这竟然是和老师的最后一面，冥冥之中有着一份难分难舍。这一面的情景将永远存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马老师安息！

1984年2月我去德国开始两年的洪堡基金会研究学者生涯。马瑾等众多同事和好友去北京机场送行。这是在机场的合影。后来，我的德国教授看到此照片，说:像是总统出访。

2017年9月，在马老师办公室，王宝生从香港回来看望马老师，史兰斌和我作陪